德国法西斯杀人工厂－－-奥斯威辛集中营

    于是，焚尸场的党卫军头目莫尔、索维茨基、穆斯菲尔德等就对刚刚抵达的犹太人进行机枪扫射，随后抛入大坑内或者架在木柴堆上烧掉；或残忍地将行走不便的老妪、儿童直接投入焚烧尸体的火坑中烧死。1944年11月回日全面停止使用毒气杀人时，刽子手至少杀害了100万人以上，其中90O左右是犹太人，仅1944年5—8月被毒杀的匈牙利犹太人即多达40万人。此外，第一、二号库的使命也在继续，被送到这里的犹太人，被党卫军用皮鞭和枪托，再加上狼狗，驱赶进毒气室。他们的身体也是送到焚尸场火化。据苏联国家特别委员会和波兰调查纳粹罪行国家委员会调查统计，仅比克瑙分营，在开足马力的情况下，一日内最多可以处死6万人。

    即使对被大批处死的犹太人的尸体，敲骨吸髓的纳粹分子也还要进行最后的掠夺：妇女们的长发被剪下来，编制成绳索或坐垫；人皮被纳粹艺术家精心剥取下来，制成各种艺术精品；死者的金牙被拔下来，回炉炼制为金砖或金条；尸体遭火化后流出的人油，被无孔不人的专家加工成肥皂；甚至被害者的骨灰，也被刽子手们充分利用：刚刚开始，受害者的骨灰被认为属于废物，而抛人维斯瓦河与索瓦河中。 从1943年起，集中营当局发现了骨灰的潜在价值，他们把未烧尽的骨头磨碎，出售给德国的施特雷姆公司，作为制作过磷酸钙的原料；或出售给德国农场主充当肥料。

    1942年夏以来，由于从毒气室里送来的尸体经常超过焚尸炉的焚烧能力，集中营当局下令，继续使用原来的土办法焚尸：囚犯们遵照命令，挖成一批长25—30米、宽4—6米、深2米的大坑，并在坑底挖沟以供通风之用。受害者的尸体用传送带运送到坑里，横一层、坚一层地交叉码好，再浇上煤油，随即燃起熊熊大火，把尸体烧掉。刽子手们经过反复焚尸，还发现了一些经验，即应把脂肪较多的妇女和胖人的尸体放在下层，而把瘦弱者和儿童的尸体码在上层，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尸体的脂肪，加大火势，加快焚尸的速度。

    比克瑙各个焚尸场中还设有尸体解剖室和死刑执行室。前者显然是供集中营内外的纳粹医生们进行科研之用。借调到比克瑙分营帮助党卫军医生进行“特别行动” 的医生克莱默，经常到这里寻宝，趁尸体尚未僵硬，剖开腹腔，取走心脏、肝脏、肾脏以及子宫、卵巢，从而解决了在原单位多年解决不了的难题。后者则是为对付那些觉察到纳粹的杀人阴谋、并敢于进行各种抗争的犹太人。刽子手最害怕他们揭露毒气室的真相，往往好言相劝，甚至做一些小的让步，避免他们扩大事态；再把这些人迅速带到行刑室进行“解释”，在这里用发声较小的手枪杀害，以免自己的阴谋为更多的受害者知悉，进行鱼死网破的暴动。这样的暴动，在比克瑙的焚尸场内确实发生过，而且不正一次。

    三、其他杀人手段。

    毒气杀人是奥营当局处死犹太人最普遍的方式，其它杀人手段还包括：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经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等待着他们。至于因劳累过度造成重病或身体极其虚弱的囚犯，怀孕的女囚，尚不能参加劳动的幼儿，则被送人集中营医院特设的诊室，由党卫军的医生、护士给他们的心脏内用长针注入致命毒剂，使他们在几分钟内命归黄泉。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奥斯维辛主营的7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型注射室。凡是到7号楼就诊的病人，一人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者，则给予治疗；其他人编人另一组，送到“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疗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集中营当局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是因为这种方法简便、省钱、快速。被送人20号楼的囚犯，一进门就被护士扒光衣服；随后逐个被带进死型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CC；经过注射后，受害者需要经过20多分钟才会死亡。 集中营当局认为这种杀人的方法速度仍然较慢，不能适宜大屠杀的需要，因而医生们改进了杀人技术：他们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人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接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他曾在4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300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赛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选中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经克莱尔用长针注射方法杀害的病人多达万人，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1200多人。他的两名囚犯助手特塞尔和潘辛格，也分别杀死了12000和10000名病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可是，凶残的克莱尔仍不肯罢休，如果在医院挑不出足够的病人，他还会深入各个国室，把不幸的中选者强行拉进注射室，—一把他们杀死。以至在很长时间内，整个医院到处充满了恐怖的气氛。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20多人，多时120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5—6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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