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重点总结（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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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阁体

明初上层官僚间所形成的一种文风，流行于永乐、成化年间。其特征是形式典雅工丽，内容多为粉饰太平和颂扬统治者公德。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荣、杨溥，时称“三杨”。

茶陵派

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诗歌流派，因该派首领李东阳为茶陵人，故称。当时社会弊病已日见严重，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文风已不容不变，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

竟陵派

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两人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名。他们反对拟古，要求抒写性灵，其主张和公安派基本相同。但又以公安派的作品有浮浅之弊，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矫之，以致流于艰涩。

童心说

是晚明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四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唐宋派

明代嘉靖年间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前后七子倡言复古之，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缺乏思想，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唐宋派力矫时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其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

公安派

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被称为“公安三袁”是公安派的领袖。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前后七子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而以李、何为首，活跃于弘治、正德间。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而以李、王为首，活跃于嘉靖、隆庆间。他们对于诗文的见解大体一致，即强调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主张模拟古人。对于打击“台阁体”雍容典雅、千篇一律的文风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把诗文写作引上复古道路，产生了许多毫无生气的假古董诗文。他们也写有少数好作品，如李梦阳的《秋望》诗、李攀龙的《挽王中丞》二绝和宗臣的《报刘一丈书》等。

晚明小品文。

是指体制短小、轻君灵巧、真情流露的“小文小说”，以区别于以往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题材上则不拘一格，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铭、赞等文体都可适用。晚明小品文创作风格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和审美趣尚。

晚明时期小品作者层出，像刘侗、祁彪佳、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都是当时较有成就的名家。

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周作人曾称赞张岱等人的小品“别有新气象，更是可喜”（《再谈俳文》）。林语堂则从公安派作家袁宏道等人文风中品味出“幽默闲适”的趣尚而加以提倡。可以看出晚明小品文在这些现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中打上的某些印记。

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

诗话、词话

诗话、词话常用的涵义是指评论诗或词、诗人或词人、诗或词的流派即有关本实等内容的著作。在话本或说唱故事中，也有用诗话、词话来命名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秦王词话》。还有明人创作小说，于章回中加有诗词的，也称词话，如《金瓶梅词话》。

1、《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化原因。

（1）历史、学者、民间通俗艺术与舆论氛围影响三国历史原本就有的正统思想。在东汉末年开始群雄割据之局面，直至三国鼎立格局形成，“中国”名义上还是“汉家天下”，人民是“人心思汉”的。刘备利用这一点，以正统自居，打起“复兴汉室”的旗号讨伐“国贼”曹操，这是很自然的。由于宋代以来朱熹作为理学大师的地位，他的“尊刘贬曹”的倾向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宋代日益兴盛发达的讲唱文艺中的“讲史”一家已经有了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在戏曲舞台上，金元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这些三国戏大多以蜀汉人物为中心，如《关大王单刀赴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体现了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

（2）时代的局限性。首先，一切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三国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的表现手法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得完备。《三国演义》虽然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却达到了类型化典型的高峰。而类型化典型表现手法，必须要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其次，作为仕宦出身家族中的一员，家庭的学养氛围与个人的思想境地不允许他的作品中存在有悖于封建伦常的思想内容。综上所得，罗贯中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在作品《三国演义》中，将有皇室血统的刘氏蜀汉推上正面形象的极端，而将篡汉而自立的曹魏置于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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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书时代特殊的民族感情及文化上的认同。在南宋，随着民族矛盾尖锐，正“夷夏之辩”成为普遍民族情绪。“蜀汉”政权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成了“汉民族”的代码，以即它是一种象征符号而被视为正统的，其中蕴藏着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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