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重点总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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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北宋词发展演变的线索。

北宋前期，国家安定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歌舞声平的需要，由晚唐温庭筠南唐词人为代表的婉丽词风在宋初风靡一时，以晏殊、晏几道父子为代表；但同时范仲淹、欧阳修等少数作家也在部分词作中表现了新的风格。到苏轼就开创了和婉约派对立的豪放词派。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城市经济的繁荣，为了适应市民阶级的需要，出现了以柳永为代表的以描绘城市风貌见长的词人。

北宋中后期，诗文革新运动到苏轼达到了高潮，诗词也从苏轼那趋于分流。当时中后期的诗词作家没有一个不受到苏轼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当时较有影响的秦观、贺铸的词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轼影响，但在风格上艺术上又各具特色。

到了末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诗派又把词带上了为文造情的道路，开南宋姜夔、吴文英一派的先河。

（以下是曾志华老师上课时的笔记！！）

简单说来，宋代（注意：不止北宋哦！）词的发展有这样一条线索：

（1）小令词：晏殊、欧阳修。

（2）慢词：柳永。

（3）元祐词林：苏轼。

（4）大晟词坛：周邦彦。

（5）南渡初期、两宋之交：李清照，朱敦儒。

（6）爱国词派时期：辛弃疾，陆游。

（7）格律、风雅词派时期：姜夔，吴文英。

（8）宋末词坛：a、张延，周密，王沂孙；b、爱国词人：文天祥，刘辰翁。

4、简述南宋词发展演变的线索。

（见上文笔记。再结合具体情况谈论即可！）

5、试论柳永在词史上的重要贡献。（重）

（1）柳永的一个贡献，就是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2）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风格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大量使用俚语，口语。

（3）柳永词还多方面开拓词的题材，主要表现在：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风情，描写市井女性的生活，刻画羁旅行役的感受。

（以上内容来自魏景波老师的课件！）

6、试论苏轼在宋词发展中的重要贡献。（重）

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显著的标志是“以诗为词”，而“以诗为词”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凡能入诗的内容，均可入词。

首先，苏轼以词抒发爱国的豪情壮志。众所周知，终赵宋王朝三百年历史，边患不断，爱国精神也就始终贯串两宋文学。然则，北宋诗坛虽不乏关心国事之作，而于词坛却绝少反响。为此，苏轼这类爱国词章在开拓宋词园地上有重要意义。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在这类词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念奴娇·赤壁怀古》。其中对周瑜形象的刻划，英气勃勃，光采照人，为中国词史上的空前之笔，是苏轼对北宋词坛杰出的贡献。显然，这里寄托着作者为国立功的豪情壮志。

其次，以农村田园入词。从《诗经》开始，我国诗坛就不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囿于诗词分流的偏见，中唐以来的词坛绝少农村词。偶有渔父、浣女、莲娃等形象出现，那也是美化了的，缺少泥土缺息。如张志和的《渔歌子》，其中所谓的“渔父”，不过是号称“烟波钓徒”的作者——隐士的自我化身罢了。

他的一组农村词《浣溪沙》五首，开创了宋词的新天地。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新制布裘》乐府诗中关怀人民生活疾苦的优良传统，带进向以轻柔婉约见称的令词“小技”中，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和创举。

再次，对传统题材的开拓与创新。诗言志，词言情。言情，是词的传统题材。苏词中写男女之情的作品不少。其间自有他继承《花间》遗风的一面，甚至偶涉狎，但确有某些“自是一家”有别于传统的情词，如其《蝶恋花》。 苏轼的言情词不仅别具风味，自有特色，而且“以诗为词”，扩大了言情词的范围，把传统的男女之情扩大到手足之情、师友之情。

独出新意境和新风格，也是苏轼对宋词开拓与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宋初词坛以晏欧为代表，由于偏重模拟五代，往往少真情实感，个性不分明，因而也就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苏轼与之不同，一方面，他强调“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一方面，他的词中分明活跃着一个富有个性的“我”。可以说，独到的文艺观和强烈的个性化，正是苏轼开拓宋词新境界，开创宋词新风格的重要内在依据。

论苏词的豪放，切不可泥于前人之见，把它的意义仅归于冲破音律的束缚，甚至视为“要非本色”，或称以“别格”。豪放，作为一种新风格、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是就传统的婉约风格和婉约词派相对而言的。无论选择题材上，表现手法上、语言运用上乃至美学意义上，两者都有明显的差异。而它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先前词坛上那种一花独放、一鸟独鸣的沉闷单调的旧格局，迎来了百花齐放、百鸟争喧的新天地。

晚唐五代词，较少咏物，而《东坡乐府》中的咏物词，无论数量之多，咏物面之广，都是空前的。苏轼对咏物词的开拓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荷花媚》）。不妨认为这是苏轼对咏物词的一项艺术要求，即无论咏什么，务必写出它们各自的独特风貌。这个“风流标格”，不仅指形态，更指精神。其《定风波·咏梅》，即可谓以神取胜之作。

第二，运用拟人化手法，充分展开想象，对所咏事物从形到神作多层次的描绘，如其被许为咏物 “最工”⒀的《水龙吟·杨花》。

第三，“词源于诗，虽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一般说，北宋咏物词重在自然明快和涵浑的意境，不甚寄托。南宋兴咏物词，重在字句的工巧和典故的运用，尤重寄托。苏轼的《卜算子》咏雁，既体现了北宋咏物词的艺术风格，又开南宋咏物寄托的先声。

总之，苏词在思想上艺术上虽不无缺陷，但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之功却是空前的，影响所及也是深远的。以后，辛弃疾承流接晌，而又别开新境，将宋词艺术推向又一新的高峰，固赖时代及个人因素，但推本溯源，实亦得力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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