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重点总结（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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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汉卿杂剧中人物的唱辞，在唱说过程中往往蕴涵着丰富的动作性，并且切合特定的戏剧演出情境。如《救风尘》杂剧第二折[后庭花]曲子中，赵盼儿一边写信安慰宋引章，一边又不停的絮叨，责备宋引章当初不听劝告，通过这段唱词，就把赵盼儿既有怜悯、牵挂、着急，又有不满和埋怨等种种复杂的情感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出来，从而取得了很强的人物审美效果。

（2）关汉卿杂剧创作中运用的语言符合人物的身份和地位，当俗则俗，当雅则雅。如谢天香是个教坊名妓，她的语言有时显得粗俗不堪，象“臭尸骸”、“臭驴蹄”这些骂人的脏话她都会说。但在长官钱大尹面前，她则说话小心谨慎，“文邹邹施才艺”，从而使她的语言呈现出当俗则俗，当雅则雅的艺术特色。

（3）关汉卿在杂剧语言选择中，不仅选取了大量的民间俗语，三教九流的行语，而且巧妙地化用了古典诗词里的语言，这不仅丰富了关汉卿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并且取得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4、结合窦娥形象分析《窦娥冤》杂剧的悲剧主题。

《窦娥冤》在关汉卿杂剧作品中悲剧意味最浓，创作成就最高，最能代表关汉卿的精神风貌和为人气质。王国维给其以高度评价：“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此话一语中的，道出了《窦娥冤》杂剧的悲剧意味之所在。

（1）楔子窦娥三岁丧母。被卖作童养媳它说明超经济的高利贷剥削是造成窦娥悲剧命运的重要根源之一。

（2）第一折：a、幼时多艰的命运，对“天”的敬畏，使窦娥确立起“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的人生志向。窦娥的可贵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破罐破摔，安于命运的摆布，而是力求救赎自己的灾难人生；二是能够对自己的悲剧命运进行理性的反思，唱到“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父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撇的俺婆媳们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瞅?”“莫不是前世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窦娥其对自己悲剧命运原因的反思带有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树立起要言行一致地为丈夫守节、给婆婆尽孝的伦理责任即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妇女“三从四德”的价值界定。b、市井无赖张驴儿父子强行要求入赘，导致了窦娥与张驴儿、窦娥与蔡婆之间的戏剧冲突。窦娥不屈不挠，以捍卫自己的伦理责任。在这一阶段中，对张驴儿父子强行入赘的要求和婆婆的暖昧态度，窦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不仅对张驴儿冷面相向，多次劝说婆婆，并且从为“从小年纪指脚的夫妻”守节的伦理准则出发，对婆婆的暖昧行为给予强烈的指责。

（3）第二折为逼迫窦娥就范，张驴儿准备毒死蔡婆婆，以要挟窦娥，不想弄巧成拙，药死自己父亲。他将此案枉加在窦娥身上，要挟窦娥以顺从作为“私休”的条件，窦娥坚决不从。在公堂上，实娥受到张驴儿买通的贪官的严刑拷打，却仍然慷慨陈辞，据理力争，最后为了掩护年迈的婆婆，不得不屈招。这一折除进一步刻画窦娥的坚强之外，还揭露了社会司法系统的腐朽和黑暗。

（3）第三折：是全剧发展的高潮，窦娥对天地的控诉，实则是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控诉，是窦娥反抗精神的极至表现。三桩誓愿的提出：血飞白练、刘月降雪、抗旱三年。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5）第四折：窦娥守节、尽孝的伦理行为和不屈不挠的复仇精神终于感天动地，终于等到父亲出使楚州之际，通过父亲之手，平反了冤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窦娥冤》这本杂剧的悲剧主题主要体现在作者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控诉，对主人公伦理主体意志行为的积极追求和肯定。通过主人公感天动地的社会事实，以“岂可便推委道天灾代有，竟不想人之意感应通天”的说辞，来警醒世人弃恶从善，以维护社会正常的伦常秩序。

5、《西厢记》对元杂剧一般体制的突破体现在那些方面。

（1）它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惯例：它共包括五本20（或21）折。这五本分别是“张君瑞闹道场杂剧”、“崔莺莺夜听琴杂剧”、“张君瑞害相思杂剧”、“草桥店梦莺莺杂剧”、“张君瑞庆团圆杂剧”。这五本杂剧每本都有各自独立的题目正名和各自完整独立的故事情节。而且，在每一本杂剧的末尾，都会有[络丝娘煞尾]一曲，以联络上下本的故事情节。它是元杂剧作品中罕见的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

（2）它突破了元杂剧一入主唱的通例，基本是由旦、末轮番主唱。王实甫《西厢记》对元杂剧体制的这种突破，扩大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从而提高了该作品的艺术表现效果。

6、《西厢记》的戏剧矛盾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他们是怎样推动崔张爱情繁荣发展的。

推动《西厢记》五本二十（或二十一）折故事进展的是一系列的戏剧冲突，而这些戏剧冲突是由相互制约的两组矛盾引起的，一类是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和以崔、张、红为代表的年青一代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之间的矛盾，这是全剧的主要矛盾；一类是崔、张、红之间基于各自的身份、地位、性格不同而产生的误会性矛盾，它虽非主要矛盾，但同样使崔、张的爱情波澜突现。这两组矛盾相互制约和交错，在促进崔、张爱情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也使其爱情发展备受曲折，从而使《西厢记》的戏剧情节不时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月圆便有阴云蔽，花发须教急雨催”的审美快感。具体讲，这两组相互制约的矛盾冲突使崔、张爱情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曲折：

（1）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杂剧中，崔、张爱情开始发生，但其进展不时受到代替老夫人对莺莺行使“行监坐守”权利的红娘的干扰。崔、张爱情的发展和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处于潜伏期。在此时期，莺莺之母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她从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封建礼教观念出发，“怕女孩儿春一心荡”，因而吩咐红娘对莺莺进行严格看管，不许私出闺门。但却阻挡不了二人爱情的发生，他们一见钟情，并通过隔墙酬韵、闹道场时眉目传进一步加深了感情，但他们的爱情不时受到红娘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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