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重点总结（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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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中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9、《琵琶记》故事情节有何特征。

《琵琶记》以小孝、大孝的争论为戏剧冲突的起点，它的情节，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即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地展示出生活画面。

在关目安排上，特别注意让两条线索交叉进行，让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例如前边写了蔡伯喈蟾宫折桂，杏园春宴，志得意扬，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典卖拆钗梳首饰，勉事姑嫜；前边写蔡伯喈洞房花烛，“画堂中珠围翠拥”，后边写赵五娘白食槽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忙一病；前面写蔡伯喈中秋赏月，“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剪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背着琵琶上京寻夫。

贫富悬殊的情景，形成强烈的反差，使得观众加深了对不合理的社会的认识，在深切地同情赵五娘苦难的同时，体悟到封建伦理钢常的茶毒。另一方面，写蔡伯喈在锦衣玉食享受荣华的时候，时常忧心忡忡，既挂念穷困的家乡，又感受到宦海生涯的不易，“我穿着紫罗裥到拘索我不自在”，“手里拿着个战争、钦钦怕犯法的愁酒杯”。优裕闲适的环境和人物苦闷沉重的心态，也形成了鲜明的反衬。这些巧妙的安排，有助于加强整部戏的悲剧氛围，使人物性格呈现得更加鲜明。

10、结合蔡伯喈形象，论述《琵琶记》的悲剧主题。

《琵琶记》虽是在作者“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思想的主导下创作的。但从整体行文来看，却真实地再现了封建伦理体制之下知识分子和女性的生存处境及内心体验，流露出作者“自古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人生感悟。这些体验及感悟具体来说就是在“三不从”，即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的戏剧冲突中实现的。

蔡伯喈是《琵琶记》中塑造的一个典型形象，具有典型意义，他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

《琵琶记》一开场，作者就宣布蔡伯喈是个“全忠全孝”之人，无意于仕进，想侍奉父母，但在父母的相逼下踏上了科举之路。由于长期在外，他不能侍奉父母。在众人眼里，他对父母不能进孝道，大逆不道，他本人人赘相府，让含辛茹苦的妻子在家守活寡。为了给蔡伯喈开脱，作者精心设计了“三不从”的情节：第一，欲在家养亲，父不从，他被迫上京赴考；第二，考中状元后，他想推辞牛丞相招婚，但牛丞相不从，并以奉旨成婚的方式逼他“重婚”；第三，他时刻不能忘怀家人，欲辞官归里，可朝廷不从。每一个“不从”，都是他不敢违背的。由于面对无法抗拒父命、权势和圣旨，他只有违心地认命了，屈服了。他的不教不义，竟是为了全忠全孝所造成的。这一方面反映了蔡伯喈性格的软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外在的规范、社会的准则与基本做人准则之间的冲突，因而，使全剧表现出元代后期文人在重建精神文化系统上的苦闷。

另外，蔡伯喈也是有情有欲的。入赘相府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流露出“喜书中今日，有女如玉”的喜悦；但他也确实思念前妻，牵挂父母，经常彷徨苦闷，忐忑难安。他想过弃官而归，又怕与“炙手可热”的牛丞相发生冲突，招来不测，只想等待三年任满，趁牛丞相不提防，“双双两个归昼锦”，以为熬过一段时间，便可以既遂功名之愿，又可忠孝两全。其实，当他苦苦做着团聚终养之梦的时候，家中早已是支离破碎。可以说，正是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软弱性格，造成了蔡伯喈的人生悲剧。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不敢直面人生，不敢坚持意愿，不敢与不合理的现实作斗争，他们总是在压力面前回避退让，或是采取鸵鸟式的方法自我安慰，或是在统治势力与封建伦理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调和的办法，结果往往陷于悲剧的境地而难以自解。因此，蔡伯喈的形象具有典型的意义。蔡伯喈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并不全在于他是否忠孝，还在于他的矛盾性格、精神痛苦以及他对求取功名的忏悔，这不仅反映了读书人身上的软弱和动摇，也反映出士人被科举制度扭曲了的双重人格。剧作家对读书应举人的灵魂拷问是很深刻的，反映出那个时代士人的悲剧性格和复杂心态。

11、《琵琶记》中赵五娘形象分析。

赵五娘是《琵琶记》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

①民间妇女性格。认为赵五娘的民间性格表现在“糟糠自厌”、“祝发买葬”等民间类型的故事情节之中。李希凡认为“赵五娘是中世纪千百万中国妇女最深刻的典型”。这种民间妇女的性格主要是“渗透在赵五娘性格里的那种勇于承担苦难的自我牺牲精神，那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爱情，那种不受功名利禄引诱的纯洁朴实的生活理想。”

②艰苦斗争的性格。戴不凡认为“她不是被风风雨雨批得垂头丧气的牡丹，她是在严霜中迎着北风开放的菊花。”“正如夏日蓝天初升的旭日，奔腾万里的黄河，耸入云霄的泰山”，“令人油然地感到一股强大的鼓舞力量。”

③双重性格。认为一方面，赵五娘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克己待人，勤苦自立的传统美德和坚忍不拔、忘我牺牲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她身上不可避免地也留有时代的印记：奴隶式的驯服，‘一鞍一马’，‘不嫁二夫’的贞操观念。”

“艰苦斗争”说显然有拔高之嫌。“民间妇女性格”与“双重性格”这两说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民间妇女本身就具有两重性，即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和对封建观念的服从。更何况赵五娘这一形象并不是作者单独塑造出来的，而是高明在“里俗”创作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的。赵五娘这一形象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民间创作的特点，另一方面她又体现着高明的道德理想。这就决定了这一形象的两重性，赵五娘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下层妇女的优点：吃苦耐劳、孝敬温顺、克己待人、勇于自我牺牲。同时也集中体现出下层妇女的弱点：过分的温顺屈从，而缺乏自主意识。过分的忍受而缺乏反抗意识，逆来顺受，从一而终。剧中的赵五娘在重重困苦中苦苦挣扎，确实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坚韧性格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她对自己的悲惨命运怨而不怒，悲而不愤。从未有过抗争之举，显出一种十足的奴性。赵五娘的形象是有典型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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