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版七年级历史（下）教学资料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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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任何政治统治都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选拔官吏制度能不能长久实施，还要看其能不能得到和扩大对政权的社会支持度。在这一点上，科举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从科举制创立之初起，就着力于打破官僚贵族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官位的垄断，为庶族中小地主以至出身寒微的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从而大大扩展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在汉代的察举、辟除制下，选拔出的官吏一般都出自地方名人，能够入选者必须以地方长官了解和信任为前提，否则，察举和辟除就无法操作。这种制度的局限，使得统治者的入选面十分有限，选官的范围实际上只限于地主阶级中的头面人物。不要说平民，就是普通的地主，如果不是在地方上非常知名，能够当官的机会实在渺茫。这种状况，对于统治者取得社会支持，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在两汉，像朱买臣那样靠打柴放牛读书而进入官僚队伍的，只是极少的例外。两汉察举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据有关学者统计，两汉所举孝廉可考者，官贵和富豪子弟要占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参见黄留珠著《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家世定品，以门资入仕，寒族庶士无由登进。平民百姓进入官僚队伍的希望极小，对于加强封建统治，维持并保证社会安定，没有多少益处。科举制实施以后，这种选官范围过小的局面有了重大变化。凡是有条件读书者，都有了进入官场的机会。在科举制下，从唐代到清代，对于应考者的身份限制不多，除了作奸犯科、刑徒奴婢、州县胥吏、倡优艺人外，绝大多数人都在法律规定上具有参加考试的权利。从而可以使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而且几乎全部都是能够为政权提供社会支持的人，通过科举这一途径，把自己变为统治队伍的后备军，进而把对封建王朝不满甚至反抗的潜在因素，转化成对其效忠服务的因素。特别是从宋代开始，通过殿试手段有意识地在考试录取中偏重贫寒，使其扩大社会支持度的作用更加显著。正如宋太祖所言：“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续资治通鉴》卷八)时人认为：“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燕翼贻谋录》)明确道出了这一作用。
　　从唐代开始，由于统治者对进士特别优待，在官吏升迁途径上大开绿灯，所以，从盛唐起，尽管有不少人对进士的品行颇有非议，认为进士“浮文而少实”，甚至有指责科举是“长浮薄之风，启侥幸之路”(见《旧唐书•贾至传》，《李德裕传》)。但整个社会风气，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对进士科极为崇尚。《封氏闻见记》称：进士出身者，“十数年间，拟迹庙堂”。中唐以后宰相，多为进士出身。两宋和明清，进士出身者更是在官吏队伍、特别是高级官吏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唐代，就有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又进士者，终不为美”的社会风尚(《唐摭言》)，引导着众多的读书人为此孜孜追求，苦读终生，老死寒窗，造就了大批的政权支持者，而且还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科举制对统治基础的扩大，不能只着眼于选出了多少官吏，而要着眼于吸引了多少人踏上了读书求官之路。有唐一代，每年进士只不过录取几十人，两宋明清，三年科考中进士者也不过数百人。但是，何止成千上万的学童，从接受启蒙开始，就受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教育，他们自然是政权的衷心拥护者。当然，屡考不中的白发童生，也会发出怨叹。但他们所抱怨的，是自己时运不济，顶多是抱怨考官不识自己的锦绣文章，而极少抱怨制度不合理。统治者十分明白科举制度的这一妙用，乾隆年间当过会试副主考的裘日修说得非常清楚：“况天下之大矣，不以一途束之，则心思材力皆将妄有所用。今尽纳于八股文之途，其得者大小各有所就，其不得者亦必绳趋尺步，争相濯磨，于是民气静而士无庞杂。”(《乾隆三十一年会试录》)说穿了，统治者通过科举，追求的正是“绳趋尺步，争相濯磨”，“民气静而士无庞杂”的稳定局面。所以，直到晚清，戊戌变法要废除八股考试时，相当数量的士子不认为变革是好事，而认为是断了自己的前程，群起而攻之，视主张变法的康有为为“叛徒”。梁启超记录当时的情景说：“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种制度到了弊端百出、非改不可的地步，居然还有这么多的衷心拥护者，从反面告诉了我们科举制“深得民心”的历史效用。
四
　　有效的政治统治，不仅要有足够的社会支持面，而且要能够造成稳定的社会环境。科举制在保持社会稳定方面，也有它特殊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实现了政治统治和社会教育的密切结合。
　　科举制的长期实施，使得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合为一体。在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前，教育制度主要也是为培养官吏服务，“学而优则仕”。但是，教育和选官是两个制度体系，二者不存在必然的衔接关系，读书可以入仕做官，也可以单纯为了修身养性，选拔官吏亦不以是否受过学校教育为先决条件。科举制实施以后，选拔官吏的对象必须具有“生徒”资格或相当于“生徒”。隋唐时的科举，凡没有生徒资格者，必须先经过州县考试，实际就是对通过州县考试者承认其相当于生徒水平。宋代以后，则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具有官办学校的生员身份。这样，学校教育成为法定的选官前提，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一体化，在更深层次上，即文化层次上，实现了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的完全融合。进入这个体制的读书人，无论是否能够进入官场，其思维方式和奋斗目标，不在于通过读书求“知”，而在于通过读书求“达”。思想的高度统一，而且是统一到统治思想上来，极大地保证了社会稳定。宋代以后，读书人绝少出现“异端”，一直到近代，才出现了极个别的像洪秀全式的科考失意者扯旗造反，而且这种造反的思想基础并不是源于本土，如果没有西方传来的“拜上帝教”，洪秀全很有可能终生抱恨闱场而想不到创造一个追求人人平等、天下皆兄弟之辈的“天国”。
　　科举制的稳定社会作用，不仅表现在思想统一上，而且通过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的结合，造成了一个庞大的、介于“官”和“民”之间的士绅社会集团。他们充当着官府和民间的中介，由于他们和民间有密切接触，所以，他们往往充当百姓的代言人而给官府施加有限的压力，促使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社会的要求，把社会矛盾控制在“秩序”所允许的范围内。反过来，士绅集团的在思想倾向上，又能够与政权保持一致。他们的最大愿望，是改善统治而不是破坏统治，是补天而不是砸天。即使他们认为旧王朝“气数已尽”，他们也会用自己的力量扶持一个新王朝。大顺政权的牛金星，满族入关时的范文程，所起的都是这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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